政府被批不明智 8000亿美元外储消耗之争

和讯网消息811汇改后，有人把人民币汇率与美元利率相提并论。《中国经济学人》栏目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所著的《汇率的本质》一书作序。

其中提到，在中国过去两年8000亿美元之巨的外储损耗，以及政府在干预外汇的时候行为的适当性。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人对真理垄断。因此，当和讯网《中国经济学人》问及该话题时，管涛坦言，愿意回应下这一点。

管涛在其《汇率的本质》一书中写道，“藏汇于民”是我国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资本外流的正规渠道无外乎“藏汇于民”和“债务偿还”，前者包括境内主体增加外汇存款、出口延收和进口预付，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存放和贷放境外等。

所谓“债务偿还”，既包括境内主体减少国内外汇贷款、本外币外债，以及进口延付和出口预收等，也包括境外主体坚持存款、债券和股票等人民币资产，以及减少来华直接投资等。

余永定在给管涛《汇率的本质》的序中提到，在汇率稳定时期，如果中央银行管理的外汇储备完全转移到国民手中，转移到主权基金或一般国民手中，变成其他形式的资产，外储的减少称之为“藏汇于民”，

但中国过去两年8000亿美元之巨的外储损耗，却很难“藏汇于民”一笔带过，企业套利平仓导致的外储下降只是让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不能简单地把外汇储备减少说成“藏汇于民”，更何况其中的很多大企业是外国跨国公司。

那么，投机者卖空活动导致的外汇减少不是“藏汇于民”。资本外逃更不能说是“藏汇于民”。即便上述活动的所有参与者都是中国居民，央行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期间分别买入和卖出美元，实际上是全体国民代替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承担了本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风险与损失，从而增加了在不同部门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

管涛回应道，首先在2015年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在做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创新外汇储备的用途。比如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余永定建议，既然已经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而且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国力重要象征，我们就应该慎重使用这些外储。增加战略物资进口、根据“一带一路”战略逐步增加海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等都是使用外汇储备的有效方式。

不过，由于外汇市场的变化，市场主体自发的增加外汇市场、境外资产的配置。管涛对《中国经济学人》说，“跟我们多年所想一致，也是我们预期调控的目标”。

因为，市场本身是顺周期的，政府才是逆周期的，市场减少外汇资产时，政府为了让人民币少升一点，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这是一个逆周期的调节过程；现在市场顺周期，由于汇率预期的变化，市场增持外汇资产，政府的反向操作恰恰是正常的。

总体上来讲，余永定认为，中国是个净债权国，投资收益为负，因为利用外资的成本高，对外投资的回报低。对外投资回报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外资产配置60%-70%都是储备资产配置，储备讲究的顺序是安全、流动、盈利，盈利排第三，相对收益就偏低。

因此，如果通过市场化的渠道去投资，能增加更高的风险，也意味着会获得更高的回报，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对外净债券投资收益为负的这种外汇资源使用效率不合理的状况。

“我们要把事情从市场还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不能简单地用市场去苛求它”。管涛在《中国经济学人》栏目中表示，我们会面临一种情况就是当可能会影响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临时采取一些措施去引导或控制，也是必要的，即使从市场的角度讲，也不能说它是非理性的。

无论如何，余永定认为，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干预外汇市场的过程中大量消耗外储。“我认为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不明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