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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范雨素写自传 刷爆朋友圈

去年,我们曾发表过范雨素的文章《农民大哥》。范雨素是湖北人,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44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空闲时,她用纸笔写了十万字,是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

她说,当育儿嫂很忙,若把这十万字手稿整理出来敲进电脑,“要猴年马月,我很忙,没时间。”但她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今天这篇文章,是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范雨素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

童年,我和小姐姐俩人脚对脚躺床上看小说。眼睛看累了,就说会儿闲话。我问姐姐:我们看了数不清的名人传记,你最服的名人是哪个?小姐姐说:书上写的名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我都不服气,我最服的人是我们的小哥哥。

我听了,心里不以为然。是呀,书上的名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生活中能看见摸着的人,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小哥哥无非就是个神童罢了。

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不过,这不是我服气母亲的原因。

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伪爷(外祖父)把她许配给房子连房子的邻居,就是我的父亲,以后母亲就能帮衬我的舅舅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可父母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好,他们天天吵架。

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

我的母亲是生在万恶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开桂花的时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开梅花的时候生的,应该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谐音“霉人”,不吉利。妈妈就给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蒙蒙》,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哥哥生气了,说不通过高考跳农门了。大哥哥要当个文学家跳农门。我们家是个很穷的人家,两个姐姐的身体都有残疾,长年累月看病,家里穷得叮叮当当响。可是因为大哥哥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要投资的。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幸运的是,妈妈的五个娃子没有一个是饿死鬼托生的,也没有一个娃子抗议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

母亲口才很好,张嘴说话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长期当媒人,在我们襄阳被人喊作“红叶”。母亲当红叶不收一分钱,纯粹是做好事,用现在的词语叫志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

大哥哥没当成文学家,没跳出农门,这不是要紧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结婚,这是大事。像大哥哥这样类型的人,在村里被人叫作文疯子,说不上媳妇。可是我们有厉害的妈妈,她向来能把黑说白,能把大哥哥的缺点说成优点。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

结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对母亲说,村官虽小,也是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让母亲别当村官了,丢人现眼。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也觉得大哥哥逗,哪里有每餐啃两个红薯的贪官污吏?

但是,母亲什么也不说,辞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

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当时交通不方便,母亲让跑得快的舅舅抱着大姐姐往四十里外的襄阳城中心医院跑。住上了院,也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发烧了,智障了。

据母亲说,是打针药时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药物中毒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母亲相信自己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相信西医,相信中医,相信神医,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经常有人来家里报信,说哪个地方,有个人成仙了,灵了。母亲便让父亲领着大姐姐讨神符,求神水喝。讨回来的神符烧成灰,就着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里。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亲从来没放弃过。

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一直治到12岁,腿开了刀,才慢慢好转。

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

曾经的我很膨胀。

我是母亲年近四十岁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儿。我的童年,母亲忙得从来不管我。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这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砖头厚的书。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也没有一个人表扬过我。我自己为自己自豪。

我那个年龄,很容易骄傲。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课时,从来没听过课,脑子里把看过的小说自编自导一遍。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我上小学的年代,文学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

看这些小说,我感到一餐啃两个红薯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抢,也没有人打我,还有两个红薯吃,还能看闲书。少年的我,据此得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

我不光看知青文学,还看《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雷锋叔叔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只要报一个地名出来,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个大洲。说一条河流出来,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个大洋。

我十二岁了,我膨胀得要炸裂了。我在屋里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在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我不辞而别,南下去看大世界了。

选择南下,是因为我在1982年的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故事。北京有一个善人,专门收养流浪儿。她在冬天收养了一个流浪儿,那个孩子冬天睡在水泥管道里,把腿冻坏,截肢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知道如果去北京流浪,会把腿冻没了。

我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上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头发很短,脏兮兮没洗脸的我,看着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贩子辨认不出我的性别,也没盯上我。

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没有学校读书,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旁。

一回到家,只有母亲还用慈祥的眼神爱着我,父亲和大哥哥对我恨之入骨,说我丢了他们的人。村里,年长的族兄找到了母亲,说我丢了整个范家的脸面,让母亲把我打一顿,赶出去。

这时候,十二岁的我清醒过来。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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