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皇陵中的三具女尸专家当场吓傻

清朝是个不幸的王朝，前五十年忙国家统一，后六十年忙对外屈膝，看似平静的中间一百多年也爆发了让全国人口锐减一亿的白莲教大起义。

清朝是个不幸的王朝，前五十年忙国家统一，后六十年忙对外屈膝，看似平静的中间一百多年也爆发了让全国人口锐减一亿的白莲教大起义。所有这些都因为清朝是个马虎的王朝，治国如此，修建皇陵亦如此。清朝皇陵的坚固性和安全性大概是所有朝代中最差的，除了慈禧的定陵和乾隆的裕陵外，其他的皇陵都是普通的毛贼挖开的。与此相对，明朝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新中国政府的主持下，挖了一年多才最终打开。不过，清皇室最马虎的还是对尸体的防腐，一般在皇帝下葬之前，先逝的后妃会先被放进地宫。在地宫最终封掩前，石门不关，墓道口也不封，皇帝一天不入葬，对尸体保存极具杀伤力的空气就那么自由进出着，所以清朝的帝、后、妃尸体在地宫封掩前多半就已经腐烂了，用一句概括的话就是腐烂是他们的常态，完整是他们的变态。这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了验证，乾隆、同治、康熙等等皇帝的墓被盗时，盗墓者看到的都是一堆白骨。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清皇陵中有三具女尸就保存得很完整，个个如同睡着了一样和活人没什么两样，而且每个都有十分特别之处，称得上非常的变态。

第一个要说的是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1857-1875)。清朝皇后中有好几个出身蒙古族，因为满族统治者从来没有信任过汉人，他们像防黑客一样防了汉人二百多年直至灭亡。但是面对这么大一个国家，单凭满族的实力是不够的，于是，蒙古族就成了他们所一直信赖的左膀右臂。有清一朝，满人是皇帝，蒙古人就是亲王，满人是皇后的老公，蒙古人就是皇帝的老婆，这种关系就像满人是东家，蒙古人是管家。这位阿鲁特氏嫁入皇室就是这项国策的延续，她出身蒙古正兰旗，父亲是大状元，户部尚书崇绮。自从她嫁入爱新觉罗氏的那天起，她就与慈禧结下了梁子，而且还是钢筋的。第一，她是慈安皇太后提出的候选人，第二她是“辛酉政变”中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第三，她很不听慈禧的话。所以慈禧视之若仇人，经常没事找茬欺负她，同治死后不满百日，她愤然自杀于储秀宫，1879年与同治帝同葬于惠陵。

但想不到，这么刚烈的女人身前未能好死，死后也未能安宁。惠陵是在同治帝死后才开始营建，仅花三年时间，但耗资同样巨大，共花白银436万两。惠陵前后被盗三次，最早的一次是1945年，后两次分别是1946年、1948年，系同一伙匪兵所为(把惠陵当自家银行了)。这伙盗墓贼剥光阿鲁特氏的衣服，寻找宝物，最后不死心，又剖开她的肚子。原来传说阿特鲁氏是吞金自杀，遂引起盗墓贼寻宝邪念。后来有民国政府调查人员进入惠陵地宫后看到，阿鲁特氏的尸体被扔在地宫的东南角，肠子淌在外，双目微闭，面容完好。整个尸体尚未失水、萎缩，肌肉富有弹性，关节可以正常转动。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尸体未发现做过任何防腐处理，却保存的和做过严格防腐措施的慈禧尸体一样完好，实在是怪事一件。第二个就是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了。从出版的多种考古、盗墓作品中都能看到慈禧定陵打开时的类似文字描述：只见一个双目微合，面庞如生的女人，身穿华贵富丽的寿衣，头戴九龙戏珠的凤冠，静静地仰躺在棺椁内，青丝如墨，颧额隆茸。

一生强势的慈禧尸体保持完好并不奇怪，据盗墓的孙殿英口述，起关键作用的是慈禧口中所含的夜明珠。这颗宝珠百步之外可见寒光，更神奇的珠子可以分成两半，分开后就一点光都没了。不过，这颗夜明珠孙殿英自己也没留下，为了躲避法律制裁，他最终送给了宋美龄，宋美龄又缝在了自己鞋上。第三个也与孙殿英有关，她是乾隆帝的妻子、嘉庆帝的生母孝贤皇后。1928年7月，孙殿英盗掘了裕陵、慈禧陵之后，被冯玉祥撵到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先是向民国政府抗议，结果民国政府爱理不理，溥仪只好派出遗臣载泽、耆龄、宝熙等人到东陵进行善后处理，将抛出的遗骨重新进行了简单殓葬。当他们清理裕陵地宫时，在棺床西边的两棺之间发现了一具奇异的女尸：她身穿黄色龙袍，皮肉完好无损，丝毫没有腐烂。两腮和嘴下多皱纹，牙齿没有完全脱落，面目如生，笑容可掬，年龄约在50岁左右。裕陵地宫共葬5位女姓，这具女尸是哪一位呢？据年龄推断，最有可能的就是孝仪皇后，她是嘉庆帝生母，死于乾隆四十年，卒年49岁。但是，为什么同葬一个地宫，有比她早葬的，有比她晚葬的，其他四具女尸都已腐烂，只有她的尸体不腐烂？这件奇怪的事到现在也无法找到答案。

几个月来，报纸上尽是有关慈禧太后葬礼的报道。在直隶总督端方的命令下，从紫禁城到清东陵平整道路的巨大工程早就已经开始，给太后送葬的队伍在这条道路上要走整整五天。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她生平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有人断言，这位长期统治中国亿万人民的太后曾经是一位来自广州的奴婢。而知识渊博的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却指出，所有这些故事全是瞎编的。这位已故的太后是惠征的女儿，因此出身高贵。1853年，她被咸丰皇帝选做懿妃。他的皇后并没有为他生子，而懿妃则为他生下了一根独苗，即后来的同治皇帝。正因为她是皇太子的生母，所以深得皇帝的宠幸。当她的侄儿光绪继同治成为皇帝时，慈禧垂帘听政，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女皇。在她的统治下，大清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

她死于一个现代科学文明已经光临中国的年代，但她死后葬礼上所演出的却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礼仪。早在8月份，就已经烧过大量用纸糊的冥财。这些东西都代表了她所心爱的财物，做工精巧逼真，惟妙惟肖。它们包括钟表、梳妆台、烟杆，以及一大群纸糊的假人，后者将在冥间伺候慈禧太后。还有成队的纸糊士兵。他们是在举行真正葬礼的两天前在故宫午门外被烧掉的。他们都是在慈禧的葬礼前就先到冥府去打前站。由于中国人都相信，我们在世间所看到的一切都反映了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现实；因此他们除了提供大家都能看得见的葬礼之外，还要提供一个看不见的葬礼。

然而，就像报上一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假如孔子和孟子在冥河的那边看到这些穿现代欧洲军装的士兵们，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当他们看到，作为随葬品被烧掉的并非祖宗传下来的中式轿子，而是一辆优雅的欧式布鲁厄姆车，即一种驭者坐在车厢外的四轮马车，还有两匹身材高大，有灰色花斑的欧洲马，轮胎和欧式油灯时，又将会是多么的惊愕？在过去的年月里，北京曾经上演过一出悲剧，其真正的戏剧性意义恐怕要等几十年以后才能为人们所知晓。一位非常敏感和富有艺术家气质的年轻皇帝觉得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便试图将中国突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他却缺乏圆通的手腕，况且在他身旁还有他的姑母，咸丰皇帝的遗孀。这位女人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一个激情和暴政的艺术家，身居亿万人民之上，尽情享受了她自己的生活。在皇帝的身边还有康有为等一群革命梦想家和知识分子的精英；而太后身边则聚集了一帮保守、集权和泥古不化的官员。他们的脑袋里只有几千年前的陈腐思想。

1908年11月，年轻的皇帝和他的姑母同时去世。她不容许他活得比自己还长，绝不能让他分享到实现改变中国这一梦想的喜悦。当年岁的负担将她这位旧世界的艺术家和与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女人送进坟墓时，年轻的皇帝也突然死亡，而时间恰恰就是在他的梦想似乎终于就要实现的时候。神秘的恐惧笼罩了他的死亡。神秘紫禁城的高墙是如此坚固，而这儿的一切又是那么的隐秘，以至于没有一位外人，无论是欧洲人、汉人或是满人，能够知晓1908年11月在盖有黄色琉璃瓦的红墙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纷纷猜测、推理、窃窃私语，然而却没人知道真相；只知道皇帝和太后都死了，而且濒死时遵循了几千年前的礼仪，即在满朝文武百官的注视下，孤独地死去。没有人伸出手来安慰他们，因为没有一双手可以触摸一位濒死皇帝和太后的圣体。几个月前，光绪皇帝已经被葬在了离北京有四天路程的清西陵，那儿安葬着雍正、嘉庆、道光等大清皇帝。

11月9日那天，我亲眼看到了盖着金黄色柩布的太后灵柩被缓慢而庄严地抬过了北京灰色的土丘，那里面躺着慈禧太后的尸体——这最令人恐惧和最受人崇拜的女人，上世纪最伟大的女皇，一位尝遍了生活和权力之酸甜苦辣的女性。当她藏匿在灵柩中从我身旁经过时，我尊敬地脱帽致敬，向这个敢于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高雅艺术家鞠躬敬礼。在这个阴霾的冬日凌晨六点，天上刮着刺骨的寒风，我身裹裘皮大衣，坐在一辆旧黄包车里，穿过空旷的街道，向东直门赶去。在东直门外的一个小土丘上，外务部官员们专门为各国公使馆所介绍的在京外国人搭建了一个带顶棚的看台。在东直门内附近，还有一个单独的亭子，这是为各国外交官、尊贵的商业权贵，以及报界记者们所搭建的。我本来可以作为阿姆斯特丹《电讯报》记者在那儿申请到一个位置，但我知道在这东直门内大街上是看不到普通老百姓的。城里所有的交通都已中断，在送葬行列要经过的地方，所有的门窗都得关闭，而大街两旁的所有岔道都要用蓝布遮挡起来。普通老百姓是绝不允许以围观的方式来亵渎这个神圣的送葬仪式的。

但要在城外把老百姓全都赶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北京到清东陵有75英里的路程，而且那天凌晨，北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源源不断地涌出了东直门。我觉得在东直门外观看送葬的行列将会更有趣和更有代表性，尽管这样做的话，我就会看不到走在送葬行列中的在京外国人代表，也看不到摄政王，因为他们到了东直门附近的那个亭子那儿，就不会再往前走了。在举行葬礼的好几个月之前，去清东陵的道路就已经被修缮，清东陵内安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等大清皇帝。西太后的陵墓没有建在埋葬光绪皇帝的清西陵，此事绝非偶然。在修路过程中动用了蒸汽压路机，亲王和高官们还巡视了道路的情况。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来为已故的慈禧太后准备这条道路，以便使金色华盖下的金黄色灵柩能够庄严地顺利经过这条道路。

从我所住的使馆区乘坐黄包车到东直门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前半个小时内，我沿着哈达门大街飞奔疾驶，因为街上几乎看不到人。但是在东直门右边的一条小街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整条大街上都站满了武警和步兵，模仿日本的中国新军看上去精神饱满，做事有条不紊。马车、骡车、骑者和黄包车正从西面和北面源源不断地赶来。在东直门附近，我遇上了极度拥挤的人群，要是在欧洲的话，我会对此感到害怕，但此时我却是泰然处之，因为这是在中国。置身于苦力、车夫和骑者的叫喊声，以及马嘶驴鸣之中，我静坐在黄包车里，安详地抽着一支雪茄烟，知道暴力绝不会发生。一会儿，我的脖子边出现了一个马头，一会儿又差点拥抱一头温顺的小驴子，就这样一步步捱过了东直门的门楼，来到四方形的瓮城里——那儿站满了中国士兵——并且通过箭楼来到了城门外的一片开阔地。那儿有成百上千的骡车运载着城外的人翻山越岭，朝这儿赶来。

在凌厉的寒风和来自戈壁滩的风沙中，经过了半个小时的上下坡，我终于来到了可以观看送葬队伍的看台处。在外务部的门口，有一些神情严肃，会说英语的官员们在接待客人和收取入场券。没有得到通过公使馆发放的入场券是不容许进去观看的。亭子前面的道路上挤满了人，他们好奇然而并非无礼地瞪着那些被称做“番鬼”的洋人。送葬队伍如何能通过这儿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整条路都完全被堵死了。在七点最迟七点半的时候，所有的来宾都得到齐，因为那时所有的道路都要被封闭。

如何能在瞬息之间就清理出一条道路，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穿着现代军服的中国骑警骑着蒙古矮种马来到了这儿。就像是施了魔法一般，道路上成千上万的旁观者全都被赶上了小土丘。没有发生任何搏斗和争吵，在欧洲也许要半小时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儿只用了瞬间的工夫。警察们骑着灵巧的小矮马，潇洒地跑在路上，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清空了道路，使大家都站到了小土丘顶上。已经有人告诉过我，这个送葬队伍的景观也许会使我感到失望，因为在新加坡和爪哇岛上，有些富商的葬礼也许会比这更加风光和排场，所以我的期望值并不是太高。大多数西方人都不太明白，送葬行列的壮观场面都是集中在灵柩上的。从城里出来的送葬道路大多是下坡路，道路两旁都是小土丘，因此从亭子那儿可以把送葬行列看得非常清楚。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是轮换着抬灵柩的仆役。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再往后是一个奇异而庄重的场景，三匹排成一列纵队的白色小矮马分别拖着三个装置在四轮轻便马车上的轿子。在我身后有人解释说，这些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轿子，那些白马也是她的宠物。后面跟随的其他白马身上都有黄色绸缎饰物。这个小矮马组成的队列行进时缓慢而又悲怆，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就像是远古时期的怪物。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的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这一队行列是多么具有东方色彩！首先是披着黄绸、色彩鲜艳的轿子，然后是白色小矮马，而现在则是高大而威严的骆驼。这情景离我们的时代是多么的遥远，而且又是多么的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