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国企老总做官：国企老总楼继伟任财政部部长

【国企老总做官】国企老总做官？网友调侃：什么时候民企老总也可以做官？全国两会以来的人事调整中，不少新任政府高官具有国企高管经历，“高管入仕”现象再次出现。国企老总做官，这就说明了一点，政商是互通的。

分析中国政坛中的“国企CEO”群体，年轻化、高学历是他们的普遍特点。步入政府高层之后，懂市场、通经济、精管理的他们，也进一步优化了政府领导班子的结构。

人事调整再现“老总做官”

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中国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进行了履新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上任一周以来，这位掌管着国家“钱袋子”的新部长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周前的全国两会上，楼继伟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走下，接掌财政部，有媒体把他列为此轮人事调整中“国企高管入仕”的代表人物。

除了楼继伟，在新一届国务院领导机构中，有“国企CEO”经历的还有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2004年，他从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的任上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而新任国务委员王勇，曾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等任要职。

此外，工信部部长苗圩，曾在东风汽车公司任职高管多年，接替郭树清担任证监会主席的肖钢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行长等。

而在全国两会后，多家媒体报道，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已经于本月18日接替王勇担任国资委主任，当日晚，中石油也发布公告称，蒋洁敏因工作变动，已向公司提交辞呈，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该辞任即日生效。综合各方消息，蒋洁敏出任新一届国资委主任几无悬念，“高管入仕”的现象再度出现。

观察蒋洁敏的履历，从中石油高管到青海省副省长，再到回归中石油并逐渐升至集团董事长，直至目前履新国资委，蒋洁敏在国企高管和政府高官之间完成了三次角色转换。

“政坛CEO”高学历、年轻化

回顾近年来的省部级官员人事调整，国企老总从政已不是新特点。在目前的省部级地方大员中，福建省长苏树林在调任福建前，曾为中石化总经理；河北省长张庆伟，2011年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调任河北；山西省长李小鹏曾在中国最大发电企业——华能集团工作17年。

此外，在中共十八大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国清、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等多位国企高管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

“商而优则仕”。观察可见，每一个步入政坛的国企老总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可圈可点的成绩，而除此之外，年轻化、高学历也是这个群体的共同标签。

郭声琨、王勇、楼继伟、肖钢、苗圩、李小鹏、蒋洁敏都是“50后”官员，苏树林、张庆伟为“60后”。而观察他们的“入仕时间”，2000年从中石油调任青海省副省长的蒋洁敏，时年45岁，李小鹏从华能集团调任山西任职时49岁，苏树林从中石化调任福建任职时也是49岁。而在学历方面，他们大都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郭声琨为管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做官，还是做CEO？

客观地说，做官，还是做CEO？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里恐怕会引发完全不同的抉择。在美国，第一流人才都集中在商业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这个结论很好下，只要拿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和政府学院的学生入学成绩比较一下就很明了。这是因为西方的官员与成功商人相比收入并不高，即使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比尔·盖茨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恐怕是大多数美国政府高官都比不上的。

在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是弃商从政的。他当时放弃了年薪数千万的工作，出任年薪只有200多万的特区政府财政司长。虽然其任职期间，为公务员队伍引入商界经验，对香港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还是因为买车有逃税嫌疑，在问责制度下自己提出引咎辞职。在这样的社会里，做官其实并不容易，未必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在中国，报考公务员一年热过一年，某些只招几个人的职位往往引来数千人的报名。这说明，在中国，做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较好的就业选择。无论从收入、社会保障、职业声望，还是就职环境来看，官员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之中的，还没有受到财产申报制度的约束。亨廷顿说，在发展中国家里，第一流的人才都去从政，而不是从商，一方面是因为在政府主导社会资源分配的情况下，大家也更关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官员本身缺乏监督，就职环境宽松所致。

前些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市场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其中就有很多官员“下海”，成为某些国企的老总，其性质和现在一些国企CEO“上岸”成为官员是一样的。这样的“跨界”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卫留成在任上的官声就不错，这应该和他注重实干的企业家精神有关。

当然，对于国企老总来说，其本身的职务属政府任免的范围，其调动当然也和公务员的调动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国企老总还是官员，其实区别都不是特别大，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罢了。

所以，要想真正提高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运作效率，选拔更优秀的人才到关键岗位上去，恐怕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这种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相对封闭性，超越体制内精英的自我交换，只有这样才能对精英体制造成真正的压力。这就要求，一方面要规范精英的流动，体制内精英如商人或学者要想成为公务人员，必须要经过规范的选举程序，得到民众的认可，方可转换身份。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打开大门，让更多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有机会服务国家，让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真正的发挥出来。

中国官比民多二十多倍

根据调查和计算得出：

1.加拿大“官民比”最高，达1：9.8，意味着平均不到10人中就有一位政府财政供养人员。

2.法国的“官民比”是1：12.7，

3.美国是1：12.7，

4.德国是1：13.7，

5.日本是1：28.5

6.南非是1：31.1

7.韩国是1：50.1

8.新加坡是1：71.4

9.俄罗斯是1：84.7

10.印度是1：109.5

11.英国“官民比”最低，为1：118，也就是说，118个公民“供养”一个公务员，平均每个公务员管理和服务118个公民。

12.中国”1：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