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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票房走低 冯小刚的艺术梦破碎

《我不是潘金莲》是2016年华语电影中最受争议的一部影片。它曾被称为今年最受期待的国产影片,上映时因为排片问题,冯小刚和王思聪上演撕逼大战。

我不是潘金莲票房
我不是潘金莲票房

市场是无情的,它似乎在支持王思聪:单日票房不断走低,各大影院的排片率也不断下降。在11月底,它的排片占比只有10%左右,和当初万达安排的排片惊人地一致。

《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一部卖座的影片,或者说至少在票房上和冯小刚的设想是有很大差距的。

事实上,这部影片在拍摄中就存在这样一种矛盾:是要拍一部艺术上站得住的好电影,还是好好赚一笔?冯小刚多次表示,他在商业片上已经足够成功了,到了这个岁数,在艺术上有所追求了,但是镜头语言还是出卖了他。

刘震云的故事,背景地在河南。刘震云小说中的幽默,是中原话幽默,冯小刚玩儿得转的,是北京人的幽默。但是最终拍摄时,却选择了江西婺源。

这让画面看上去很美,但却和这个凄惨的故事格调不搭。不确定婺源作为一个景区,是否有商业上的投入,但是冯小刚选择婺源,却暴露了商业目的,他想把美景作为卖点,却伤害了故事本身的张力以及对幽默的表达。

圆形画面的使用,冯小刚的解释也是为了突出美感,灵感是来源于国画或者《金瓶梅》本身,但是使用圆形画面所造成的大量远景效果,弱化了范冰冰的演技,甚至连她的面部特写都很少。

范冰冰的表演已经有很大突破,但最终痛失金马奖影后,不能不说和这种取景方式有关:没有面部特写的表演,怎么能叫表演?

女主角表演的张力不够,就只能强化故事本身的力量,最初的宣传,把这部影片形容为艰难过审,甚至档期也因此一调再调。这让公众产生一种期待:这部电影一定是现实主义力作,所展示的苦难或负面将是惊人的。

但是,或许正是为了通过审查,让这部电影的锐度大为降低:即使是县长和法院院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在电影中也没犯下什么错误,最后观众收获的只是一个有点无理取闹的李雪莲。

非常可惜,《我不是潘金莲》距离真正的好电影只差一步。冯小刚不但想要艺术,也想要票房,但是,即使像冯小刚这样聪明的导演,也很难两者兼顾。

尤其是考虑到这是一个接近现实的题材,观众的期待会更高,也会更挑剔。冯小刚没有做到像他宣称的那样抛掉一切,相反,他心中装了太多无法实现的野心。

我们不缺无关痛痒的嬉闹缺的是消痛止痒的良方。电影《潘金莲》圆形画幅,以及方圆构图之间的切换和寓意,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圆形构图以及低反差的画面影调,有一种中国古典审美的意趣。它有意拉开了剧情和观众的距离,产生了间离的审美效果。

这样处理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的困境转化成文艺作品中戏剧化的情境。观众看到李雪莲屡次命运受挫、陷入窘境、奋力挣扎的过程,会有超脱其外的优越感。

但是观罢回味,方觉自己也可能陷入此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因而生出感同身受的体验。当绝大多数创作者都在极力模仿好莱坞和港式喜剧之际,冯小刚选择向中国传统叙事和古典审美寻找滋养,这种源自中国古代“中和”之美的叙事智慧,令人称道。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用镜头追随时代,积极探索现实题材电影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文艺新常态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提供了有意义的生存样本,这份努力和勇气值得褒奖。

喜剧电影和喜剧元素是这几年国产电影创作的一大亮点和卖点。喜剧电影的票房十分抢眼,包含喜剧元素的影片数量越来越多,一批年轻导演借助中小成本喜剧在影坛崭露头角。

但是良好的市场表现,却无法掩盖一部分国产喜剧片内容和精神的苍白。源自上世纪90年代的泛喜剧文化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渐成泛滥之势。

纵观当下的国产喜剧电影创作,数量最多的是小品段子集、爱情喜剧和古装闹剧。其现实指涉本就稀薄,更遑论承载艺术作品的文化引领和社会批判功能。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无关痛痒的嬉闹,缺的是消痛止痒的良方。如果把喜剧比喻成针灸的艺术,《我不是潘金莲》使人笑过之后,陷入沉思,从而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力量,这正好扎准了现实的穴位,治疗了社会肌体的痛痒,起到了安全阀的调节作用,这才是现实主义喜剧创作的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