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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收支运行总体稳健 汇率弹性不断增强(2)

同时,当前全球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下,外债利息支出负担总体较低;而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激发因素是外部利率短期大幅走高,并伴随美元指数快速上升,加重还本付息负担,其中1980年巴西向美国银行借贷的利率高达21.5%。此外,从外汇储备的绝对规模来看,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是维护国际收支平稳运行的“定心丸”。

3、是我国的境外资本流入中以稳定性较高的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跨境借贷等其他投资是境外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其中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在我国大量资本流入的2003-2013年,直接投资占全部境外资本流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负债方)的62%,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非直接投资)合计占38%。

即便是2009-2013年非直接投资项下境外资本流入较大的时期,其占比仅升至41%。而墨西哥(1979-1981年)、巴西(1975-1982年)、泰国(1988-1996年)和韩国(1990-1996年)在危机前境外资本流入较大的时期,非直接投资占比分别高达87%、78%、85%和93%。除韩国外,其他三个国家更是以债务类的其他投资资本流入为主。短期资本流入占比过高助长了危机期间的资本外流压力。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改革稳中有进,有利于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1、是我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是国际收支平稳运行的根本保障。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部分领域难免会出现暂时困难甚至风险事件,但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

我国经济增速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贸易竞争力依然较强,投资环境继续改善,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这是我国长期保持贸易盈余和国际资本长期看好我国的基础。

相反,当年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存在较明显“软肋”。比如,墨西哥和巴西严重依赖外部借贷支持本国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出口产品结构单一,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泰国也依赖外资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外来资本涌入房地产和股市,最终酿成资产泡沫破灭。

2、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利率等市场化改革协调推进,合理引导了国际资本有序流动。在国内汇率、利率等尚未实现市场化改革之前过早放开资本市场管制,是导致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

一直以来,我国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协同推进,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有序进出。目前,我国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逐步构建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与市场的有效沟通,不断完善政策预案,可以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波动风险,避免发生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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