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校长：中国反危机政策出台是否过晚（2）

退出反危机的轨道是不是早了？

第三个疑问，猛了的话代价就大，代价大支撑的时间就长。所以我们在2010年十月，第一个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退出，人们就接着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是不是退出的早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退出反危机的轨道。退出以后，使得我们对反危机过程中成本消化的一系列困难和进入新常态以来扑朔迷离复杂的经济失衡的新形态，这些形态一方面有客观的经济周期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宏观政策干扰，所以人们就提出来退出的是不是过早了。

这样三个问题，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反危机政策力度是不是猛了，退出反危机的轨道是不是早了？我们说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中国特色？都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所以中国反危机的政策你不管他效果如何，他和世界怎么样？他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要总结这些特点，提出新鲜的经验，总结问题，然后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这是对反危机政策的一个简单的回顾，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需求侧无解从供给侧找答案

第二，新常态以来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从78年到98年，这个阶段除了个别年份，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宏观政策长期紧缩。第二阶段98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观上主要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后冲击所以增长动力匮乏，因此主要的宏观政策是扩大内需，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然后到2008年进一步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可以说宏观经济大概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用一句话叫做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实际上是双重风险并存。

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疲软，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由于需求拉上也好，成本推动也好，共同作用潜在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就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了，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就是双重风险并存，而且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怎么办？发达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从70年代以来没有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大，经济理论也做出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认识。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调控的方式也好调控的政策也好，以及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和宏观经济哲学基础，其实都面临着全面、深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们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提出本身也不仅是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思考，也是我们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