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 宁波医调成医患纠纷减压阀
宁波市医调会今年10岁。10年前的2月29日，她诞生在宁波江北区大庆南路，取“学名”：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10年间，宁波市医调会茁壮成长：中立第三方、专家咨询机制、理赔机制、立法跟进……这些闪亮的认证，让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不断成熟，稳健地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宁波市医调会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宁波市医调会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成长过程中有哪些故事？4月11日，记者与宁波市医调会零距离接触。
法制网赴浙江采访组
宁波市医调会有两个家，一个是出生地，在江北区大庆南路538号，2013年，搬到了现居住地，海曙区新芝路19-6号。新家的门面并不起眼，一幢临街的五层楼房，外墙瓷砖略显斑驳，街两边绿树成荫，阳光映照出的树影，在白砖上留下别样光晕。
一楼入口处挂着三块牌子，医调会的门牌就夹在“调解服务中心”与“人民调解培训中心”中间。一楼只是入户门，穿过有些狭窄的楼梯间，指示牌提示“宁波医调会，请上三楼”。到了三楼，豁然开朗，玻璃门内，就是宁波市医调会宽敞明亮的接待大厅。在采访过程中上下楼走了几趟，记者有一种新体验，“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之路，也是在曲折中见光明，在千调万解中树立了中立第三方组织的公信力”。
专业人做专业事
医调会大厅，一块米黄色桌台前，摆着两张椅子，两块高悬至顶的红色电子屏，分别显示着“接待”“受理”的字样。正对门墙面上，贴着一个麦穗守护的心形人民调解标志，下方是八个大字：公平公正，明法析理。朱杉杉，一个斯文的90后小姑娘，戴着黑框眼镜，扎着马尾辫，坐在值班座位上，等候接待来访、接听电话。
别看在前台接待，杉杉可是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医事法学专业，既学法，又学医，还在医院门诊实习过。杉杉谦虚地说：“我学得浅，实践应用不够，社会阅历也缺乏，总之是有点嫩，所以在这里当文员。不像我们茅老师，他才叫一个厉害呢！”
杉杉口中的茅老师，叫茅永斌，是宁波市医调会建立、发展的灵魂人物，也是医调会的专业人士，他正是记者要找的人。茅永斌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让记者颇感意外，他麦色皮肤，身材健硕，快步如飞，除了头发少一点，很难想象他已是68岁的人。
听明来意后，茅永斌将记者引向他的主战场——调解室。调解室不大，摆着一张长形桌。落座，喝水，茅永斌和宁波医调会结缘的故事徐徐展开。茅永斌原是宁波市中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懂医，自不用说，还当过医务科长，代表院方处理过不少医疗纠纷。
2008年5月，让茅永斌走进医调会，除了专业的原因，用他的话说，还有一个理由是，他刚退二线，也没有“第三代”，闲着无事，想去刚诞生不到两个月的医调会看看。这一看，再难割舍；这一看，结缘十年。2012年，茅永斌获得“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他出名了，他的成名作是这样一个案件：
鄞州区咸祥镇西宅村村民周某，47岁，因感觉胸闷不适，去卫生院看病，心电图检查报告为“心脏Ⅲ度房室传导阻滞”，但家人下班后，发现她猝死在浴室里。接到咸祥卫生院报告后，茅永斌立即赶往卫生院。见周某家属十余人在院长办公室与院方争吵，就出示工作证亮明身份，表明公开、公平、公正的立场。
茅永斌查阅了周某历次就医的病历、心电图报告单和用药情况，跟死者家属讲医学知识、法律知识，关键是用证据说话，最后死者家属明白，周某患心脏病多日，但家属无一人陪同看病，也无人知道她的病情，周某也未与家人商量，没听从医院建议及时安装心脏起搏器……最终，死者家属在后悔自责中，同意与卫生院达成调解协议。
茅永斌告诉记者：“不懂医不懂法的人当医疗纠纷老娘舅，肯定不行。我们医调会有5个调解员，全懂医、懂法。虽然，真正参与调解的人不多，但我们有着一个198人的医学专家咨询库，还有一个庞大的法学专家、律师库作为支持系统。仅2017年，医调会动用专家库68人次，依托专家意见提出解决方案，最终都得到了医患双方的认可。”
“都说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想想，我倒是从医院跑到医调会，帮卫生系统抱孩子来啦！”茅永斌的幽默，让在场的蒋学伟呵呵大笑。蒋学伟是医调会负责人，老家在“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他性格耿直，忍不住追本溯源：十多年前，宁波的医患关系呈现出针尖对麦芒的紧张状态，摆花圈、停尸体、砸医院、殴打医护人员，甚至陷入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怪圈。
医患矛盾为何白热化？
面对记者疑惑，蒋学伟分析说：“极端维权方式背后，是信息不对称造成患者对医院的天然不信任，因为医学常识掌握的少、专业术语听不懂，患者认为在行政调解中出现了医院说了算的问题，行政投诉同样是卫生局当裁判员免不了会袒护，打官司又担心耗财耗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立第三方的专业组织介入调解，就多了一条依法、公正、灵活的化解途径。”
“设立医调会，充当医疗纠纷的缓冲带、减压阀，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将医院内的纠纷引入医院外，成为宁波应对社会新型矛盾的迫切需求。”蒋学伟自信地说，这就是我理解的“枫桥经验”在宁波的现学现用，更是人民调解在行业专业领域的延伸。
中立公正树立公信
“这个医调会办公的房子，是卫生局帮你们找的吗？”“不是。如果那样，我们医调会肯定走不远。”宁波市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处处长金慎，武汉大学行政诉讼法学博士，清瘦的脸庞透着书卷气，回答问题干脆利落。
“医调会不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必须保证机构独立、人员独立、经费独立，从而确保医调会中立第三方的地位。”金慎坦率地说，一开始，关于钱由谁出，有各种版本，有说卫生系统划拨一块，有说保险费用里提取一块，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医调会由司法行政部门指导设立，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这样才能保持超脱，确保调解的公信力。
蒋学伟不忘调侃地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调解员公正的立场，更是医调会树立公信力的关键。记者看到，在调解室角落的墙上，挂着一面面锦旗，每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调解故事。“谢谢你，老娘舅”。每次调解成功，茅永斌都能听到这句话，从患者及亲人嘴里本能地蹦出。
胡搅蛮缠、哭哭啼啼，茅永斌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患者，他的调解策略是因人而异，释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成双方换位思考，找到利益的平衡点。“有不少患者认为自己没被公平公正对待，其实是医院和患者沟通的问题，所以到我这里，肯定要想办法给他解释明白，打开他的心结，避免他的情绪扩大，进一步激化矛盾。”茅永斌向记者讲述起多年前，一对舟山夫妇听了自己的话后思想大转弯的故事：
68岁的老姜因甲状腺肿大，到宁波一家医院看门诊，医生检查诊断为甲状腺癌，立即要进行全切手术，但发现有粘连，肿瘤很难剥除，手术没有进行，建议他采取化疗。老姜不放心，转到杭州医院就诊，并成功做了手术。为此，他多次找到宁波这家医院索赔，医院最终答应退还医疗费。
但老姜还是不满意，拉上妻子，满腹委屈地来找茅永斌，要求他主持公道，让医院给个说法。“我都按医生说的办，结果白白挨了一刀，花去医药费事小，关键是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创伤”。茅永斌了解来龙去脉后，循循善诱：“这个医生诊断是没错，治疗方案也没错，就是水平确实差了一点，又没请医生会诊，医院确实有责任，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医生人品绝对是好的，如果盲目给你开刀，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甚至生命危险啊！”
老姜夫妻突然茅塞顿开：“对啊！医疗有风险和难度，老娘舅你讲得太有道理了，我们不要钱了。”让茅永斌欣慰的是，心结打开后，这对老夫妻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医调会，从此再没有找医院维权。类似案例多得数不清，茅永斌翻出档案，粗粗统计，至少调解了200起涉及死亡纠纷，单案赔付金额最高达252万元。
创新机制立法跟进
对于医闹现象，金慎有着自己的观察理解：“这是一种信访化趋势，应当遏制信访不信法问题，将百姓引向法治化轨道。”金慎认为，随着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的宗族家族的个人权威逐渐转向法律的权威。例如，传统的熟人社会，调解时可以说给个面子。但随着普法的深入，公民法治意识的觉醒，会质疑：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因而，依靠威权压制，和稀泥不会长久。
新时代的人民调解，该怎么调？
多年的研究、实践经历的结合，帮助金慎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就是要深刻理解“枫桥经验”精髓，以新方法化解新型矛盾纠纷，化矛盾纠纷于早于小，始终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坚持调解双方自愿平等的原则，坚持依法调解，规范流程、公开透明。同时又不能僵化，发挥调解的灵活便捷优势，为双方找到最大利益平衡点。
医疗纠纷“宁波解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与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机制共存并处，有效地发挥保险机构的服务保障作用。探索创新、立法跟进，是这一解法的发展之源。金慎为记者逐一梳理了宁波医疗纠纷立法推进的时间脉络：
2008年3月，宁波市以“市长令”形式，颁布了《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首次将处置医疗纠纷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写入政府规章。
2010年1月，浙江省政府颁布了《浙江省医疗纠纷与处置办法》，宁波经验被整体吸收。
2012年3月1日起，《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实施，成为全国第一部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地方性法规。
2013年6月2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波市司法局联合发文，对医疗纠纷诉调衔接中诉前、诉中对接机制进行了详细规定。
“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契合法治路径。通过地方立法推动，解决了经费、部门衔接、渠道等问题，促进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医疗秩序得到有效维护，依法解决纠纷氛围的形成，实现了多赢。”金慎评价说。天庭饱满，两额生光，和孙弘义聊起调解工作时，发现他话不多，但条理、思路异常清晰。
孙弘义在法院工作了30多年，辗转民庭、行政庭、审判管理办公室等多个部门，2013年10月，经法院推荐到医调会发挥余热。“来这儿，就是为了公益事业，为了社会和谐，多做点好事。”孙弘义直言，对于法律方面的运用，尤其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四个方面，是了然于胸的，调解也肯定不会怯场，就是要补点医学知识。
去年开始，孙弘义从协助茅永斌调解，变成独立调解，获得了一番成功体验，他笑着说：“调解适用的公平原则和法官裁量的原则有相通之处，都是为了促成双方心目中的正义，实现案结事了。”
记者手记
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证明，人民调解是社会治理的利刃，如何披荆斩棘，将医患纠纷化解于无形，考验着调解者的水平，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前瞻谋划、顶层设计和法治推动。宁波市医调会，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组织，由司法局牵头指导，成立后，一批热心公益的调解员勇于挑担，敢于担当，主动抱起卫生行政部门的“孩子”，而且通过党委政府的支持，将纠纷导入了依法调解的轨道。
眼下，宁波因医疗纠纷而向政府部门投诉、信访的案件实现了零发生，医疗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大幅度减少，通过医疗技术鉴定、尸检或诉讼途径依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案例逐年增多。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引入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宁波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10年来，宁波市两级医调会共成功调解医疗纠纷5455起，成功率达9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