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 苏联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4）

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戈尔巴乔夫却没有给予民族问题以更多的关注，未能积极应对民族意识的增长，没有及时调整各民族共和国合理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未能及时革新联盟。他后来自己也承认：“我们对共和国联盟的改革也太迟了。这些共和国已经成了真正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经济和自己的统治阶级。”对于极端民族主义也未能有效遏制，致使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恶性发展，最终使民族主义浪潮冲垮了联盟大厦。

第二，没有依靠苏共形成领导改革的核心力量。

苏联共产党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机关，苏联的政治体制确实应该改变，但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不能轻易把这个机关弃之不用。苏共也是维系联盟的纽带，它的削弱，必将使国家陷入混乱。戈尔巴乔夫没有从实现党的民主化开始，而是从社会民主化开始，不是通过改革党，使党更具活力来领导改革。戈尔巴乔夫把党的干部看成是既得利益的代表，当成了改革的障碍机制，使党内阻碍其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如果说在苏共27大上全党都拥护戈尔巴乔夫这个总书记，到苏共28大时已经有许多人站到了反对他的阵营里了，到1991年4月全会甚至要罢免他这个总书记，1991年8月19日他们终于发动了废黜他的政变。

戈尔巴乔夫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所依靠的叶利钦和利加乔夫，是两个性格相似——都很固执和不妥协，观点却不同，甚至对立的人，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冲突制约着改革的进行。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先后在政治局主管过意识形态，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经常发生冲突，作为党的第二书记的利加乔夫要发挥领导作用，作为总理的雷日科夫希望独立工作。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在1989年关系紧张，1990年雅科夫列夫与雷日科夫关系又趋于恶化。党内一部分人抱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放，另一部分人则想对之进行根本改革。党内的争斗不仅导致了党的分裂，也延误了改革。戈尔巴乔夫既向保守派让步，又向激进派的压力妥协，他允许保守派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允许激进派在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中占据决定性地位，最后这两派都抛弃了他，其改革也在两派的夹击下失败了。

第三，忽视了法制建设。

民主与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律约束的民主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改革需要建立法律规范下的民主体制。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各级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建设法治国家的意识，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没有及时加强法制建设，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在决定苏联命运和改革的问题上，决定一切的仍是权力。

苏联是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其三部宪法都有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这实际上只是招牌，并未真正打算实行。直到90年代初，面对波罗的海三国欲退出联盟，需要解决如何退出、怎样退出的问题。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俄罗斯联邦法律高于一切，这明显违反苏联宪法，从此开始了“主权大检阅”，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宣称在本共和国内本国的法律高于一切。苏联宪法和法律制度在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代表的眼里，一文不值。在民族分离运动中，没有人想想是否合法。

就重大事件进行全民公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叶利钦等人却置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于不顾，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协议，便宣布了苏联这个由15个成员（当时还有9个）组成的联盟国家停止存在。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也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