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神木免费医疗和教育是大跃进：必导致崩盘（4）

“而且，我们还有慈善基金作保障。”

高海雄口中的慈善基金，指的是陕西省神木县民生慈善基金会，其基金收益全部用于神木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三大民生工程的额外补充，因此也被称作“三大慈善公益基金”。

2011年6月，该慈善基金会正式启动，并于次年3月29日正式挂牌，成为国内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除依靠在神木的企业、企业主捐助外，当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也是筹款的对象之一。

成立初期，该基金因在短短两小时内募集意向性善款达38.18亿元，受到媒体关注，后又被曝出存在强制募捐行为，而受人诟病。

8月1日，神木县的新任“大管家”尉俊东表示，“在今年的特殊时期”，企业可以暂缓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并禁止一切向企业摊派、募捐、赞助等行为。

截至2012年年底，该基金会到账资金近21亿元，募得“意向捐赠资金”额度为43亿元，计划到2020年，要募集100亿元。

我国距高福利国家还有多远

遭遇挫折的“神木模式”，是否还能够持续下去，并进而发展为“神州模式”？

曾接待过广东、四川、湖北等多地考察团的郭永田不置可否：“他们都赞成神木的成本控制模式，但具体他们照搬了没有，我没有回访过，不清楚。我们管不了神木以外的事。”

薛志林也表示，“模式复制”还要看具体实施地区的情况。

“财政有钱，是实现免费医疗和教育的基础，但不是有钱就能搞。”郭永田说，神木之所以能够施行全民免费，除了“不差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少”。

“我们只是百强县，并且也不是首位，还有很多地区都比我们财力雄厚。”薛志林也说，“但他们人多，如果人均少，一样不能推行免费医疗和教育。”

作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县，全民免费医疗打破了沉闷的医改困境。就连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曾说过：“医改不能没有神木经验。”

“但‘神木模式’不可能发展为‘神州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医疗改革与医药产业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王震说，政府在具有一定财力之后优先考虑投入民生，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神木模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东西，只可能在神木地区实现。

“高福利模式一方面需要很高的经济水平做支撑，实现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很高的管理水平做后盾，才能使投入的资源不至于浪费。”王震说，免费医疗尤其需要精细化管理，才能杜绝‘小病大养’的过度医疗现象，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但目前来看，我国还不具备搞全面免费医疗、教育的条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元京也不看好“神木模式”。

“诸如‘全民医疗’这样的高福利，目前在我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实施，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的崩盘。”王元京说，“一刀切”的全民免费医疗绝对不可取。

他认为，政府要做的工作，应该首先抓住低收入人群，解决这部分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惠民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王震也认为，“大跃进”式的高福利绝不可取。

他说，全民福利在欧美一些国家都做得非常好，但也会产生因滋生懒惰而造成效率低下的问题。2008年欧洲爆发金融危机时，高福利国家冰岛受创最深，成为危机中首个破产的国家。分析普遍认为，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维持高福利的刚性需求，对财政形成了巨大压力。

“高福利并不等于高质量。”王震说，英国的免费医疗制度已经做得很成熟，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在英国，等待免费医疗救治的病人非常多，排队救治的结果可能是，等排到你了，你的病都好了。”

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尽管在公立医院实现了免费医疗，但政府的投入相当有限。排长龙、缺医生、缺设备、缺病床、缺药等现象十分严重，也因此，除了花不起钱的穷人会到公立医院就诊外，多数印度人仍然会选择在私立医院自费就诊。

王震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利弊，才能不留隐患。”